2021年5月时，我接到了一通视障人士打来的电话，他很焦急地说出行太困难了，盲道都被占了，你们媒体能不能关注一下？
每年每家媒体都会发几篇相关的报道。如果往前追溯，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祖国修了第一条盲道开始，盲道被占的新闻就从未间断。
我查了一圈资料之后非常疑惑，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始终没解决。于是我组了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小调查，对珠海市的10条主干道进行了实地走访。从路头走到路尾，用了一周时间，走了大概30多公里，仔细看盲道的现状。
有机动车和共享自行车占盲道的，也有阻车桩、石墩和道闸拦住了去向的，也有走着走着干脆就断头了的等等。
我们当时去调研一个新建成的公园发现，门口这么大的一个区域竟然没有盲道。我们绕着公园走了一圈，原来市政道路上是有盲道的，公园的建设者可能为追求路面砖的统一或漂亮，在施工完成后没有还原之前的盲道。
我们都被它们高大上的外表蒙蔽了。可是对盲人来说，他并不了解这一个地方建得有多好，他只知道他能去的地方又少了一个。
按照做一篇调查报道的思路，在了解了问题之后，下一步就是去找责任部门。我们找了城管、住建、交通运输、交警和残联，问了一圈之后得到的答案就是，盲道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主管部门。
也就是说，如果在设计和建设环节出现了错误，它可能会被一直保留下来，时间久了这个错误可能会被当成正确的来对待。
举个例子，这是市政道路上的一条盲道，我们称之为“九曲十八弯”，盲人走起来非常困难。
发现这个问题后下一步应该去找谁呢，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管养部门，但管养部门说他接收时就是这样，他管不了，反映问题应该去找建设部门。
建设部门说你要找设计部门，设计部门说你去找规划部门，而规划部门说这个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过去很多城市出现这种问题后，往往是政府指派一个部门去整改盲道，但这只是阶段性的，缺乏长期持续的支撑。有的城市在5年时间里，换了三个部门整改盲道。
接受我采访的领导叫成文锋，她告诉我他们也收到了很多残疾人的反馈，可是也经常找不到究竟由哪个部门来负责解决问题。
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我们走访了55个公共场所的每一个角落，总共梳理出了900个问题，还发放了3000份问卷，最终完成了一部8万字的《无障碍环境蓝皮书》。
选择公园是因为公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公平的地方，所有人都应该能到公园去；另外，更重要的是，公园的产权相对清晰，大部分都是政府所有，由市政部门管养，公园如果有问题改造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很多小区则会因产权分散和业主数量太多，难以推动改造。
商圈的基础条件较好，往往会配备物业部门或工程部，改造能力相对比较强。另外它们毗邻交通枢纽，如果改造达标，残障人士也能多一个去处。
，就是非常陡、非常凶险的坡道，它们多是为了方便外卖小哥或者方便自己的工作人员搬运重物而修建的。如果有残障人士或推着婴儿车的家长走这条路，就会非常危险。
，动不动就多一级台阶，对健全人士来说一步就可以迈上去，但对轮椅人士来说就如一道天堑。
我们的蓝皮书发布以后，也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年10月，珠海市检察院的公益诉讼部门就以蓝皮书为基础，向十几个职能部门发去了检察建议书，要求他们根据职责进行整改。珠海市文明办也向全市所有镇街和社区发了通知，要求他们逐条逐项落实。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成文锋和我沟通，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契机去推动立法。经过紧张的准备，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刻，我们向珠海市司法局提交了立法计划的申报，12月市人大常委会将其纳入了立法计划。
在参与完立法后，我们有很多感触。无障碍城市建设有一些典型特征，比如政府参与的广泛性，一个城市一半以上的政府部门都对无障碍建设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职责。
我随便列举几个：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管所有的建设工程；交通运输局要管理机场、码头、客运站、公交车、出租车等等；文化旅游体育局管理的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设施，还有旅游景区、星级酒店。
立法解决了很多过去的典型问题，比如推诿扯皮、分工不明确，以及哪些行为违法以及如何处罚的问题。这将敦促很多的公共场所着重关注这块的建设。
我意识到立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最大程度上凝聚了社会共识，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这也标志着全国所有城市、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所有领域都开启了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作为媒体，立法完成了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的事就告一段落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每往前走一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想深入地关注法规的实施情况，并探索究竟如何建设一个让残疾人和老年人能用得好、用得满意的无障碍环境。
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完整调研了200处公共场所，拍摄了上万张照片，写了100万字的调研报告。
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件可能是全国第一的事情，我们完整走访了1个行政区内的4个镇街42个村居，总共130个公共服务场所，看了这些场所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运动式的政策推动之下，即便是最偏远的村子或最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无障碍设施。
但是由于专业力量的缺失和资金不足，建设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能看不能用”的问题。
比如这条坡道，由于施工的问题，很快就开裂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缝隙，轮椅经过这里非常不安全。
这个卫生间外面写了无障碍卫生间，虽然加装了扶手，但由于它是一个蹲便器并且有台阶，残障人士依然是没法使用的。
我们调研的大部分建筑都完工于2022年以前，2022年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这之前的10年间，我们国家在建筑领域使用的是一份叫《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标准。这份标准很全面，但它只有5条强制性条款，建筑方只要保证符合这5条就可以了，其他条款是不会一一落实的。
这10年也是我们国家大基建的十年，这意味着在不严格的标准下，一大批能看不能用的无障碍设施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走访调研的很多场所的建设方和管理方都会说，“残疾人会自己出门吗？”“外面这么危险，他们就不要出来了吧！”“我在这干了20年，从来没见过残疾人。”
这些话当中有一些是牢骚，但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无障碍环境只是建给残疾人用的吗？
这也意味着不仅我们常说的8700万残疾人、3亿老年人，我们所有人都是无障碍环境的使用者和受益者。
于是我们决定亲自下场，深入参与到一些场所的改造，打造案例，为其他准备改造的主体提供参照。
我们参与改造了珠海金山公园，这是一个绘本馆，在我们改造前这里没有坡道，残障人士是来不了的。
我们跟管理方沟通后决定加建两条标准坡道。根据通用规范的要求，高差每抬高1米要按照1:12建设12米长的斜坡。这一个地区的高差是50厘米，我们加建了6米的坡道，并且在中间加了一个休息平台，避免因为坡道过长给残障人士和婴儿车造成危险。
这是我们在珠海金山公园和中心河湿地公园改造的盲道。金山公园我们选择了不锈钢贴片盲道，湿地公园我们用了热熔材质的盲道。
我们跟工程师讨论了很久，究竟如何选择盲道的材质。不锈钢贴片盲道的优点是纹路清晰，踩上去脚感非常明显，走起来会有一些轻微的响声，而且纹路会防滑。
热熔材质的盲道施工效率非常高，而且维护成本很低，黄色对视力处于高度近视与完全失明之间的人来说，也可以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这是珠海市金湾市民服务中心，我们改造了很多东西。以这个盲道为例，我们当时选择了PVC贴片盲道，这种材质的特点是防腐蚀、耐磨，并且好施工，它是一片一片的，可以直接贴在地上。
贴片类盲道也有缺点，就是它非常容易因为长期使用而脱落，更适合物业管理相对完善，有工作人员长期维护的场所。
内地的通用规范没有对建筑物的内部作修行进盲道的要求，于是我们跟管理方沟通，决定参照港澳标准，将盲道从市政道路接进来，
就在此时此刻，中国有2000万盲人，但走出家门的可能都不超过10%。通过大量地铺设符合标准的盲道，可以极大地提高盲人的出行意愿。
这是珠海的金湖公园，我们参与改造时发现这里是一个必经之路，但却被植草砖给隔断了，轮椅在上面每往前一步都是一个坎。
于是我们跟园方沟通能不能替换成更平整的砖石，他们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替换完之后我们做了回访，当场就看到一个老人自己坐着轮椅来这里晒太阳。
没有不愿意出门的残疾人，只有害怕出门的，只要能实现无障碍环境，大家都想出门。
在我专访无障碍环境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世明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做好了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为什么呢？首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上厕所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他还谈什么人格，谈什么生活呢？其次
一个完善的无障碍卫生间至少涉及30到40项内容，是各项标准和工艺的大集合。
以洗手间的抓杆为例，左侧这根叫L型抓杆，右侧的叫水平安全抓杆，它们是残障者从轮椅移动到马桶上的主要支撑力。
抓杆的要求有很多，比如这两条抓杆要平行且高度一致，长度不能少于70厘米，高于马桶上沿25到35厘米。
这还只是位置和尺寸的要求，还有对抓杆受力的要求。左边是我在虹桥机场拍摄的小便器的抓杆，右边是我在杭州之江文化中心拍的马桶的水平安全抓杆。
我们国家的标准对抓杆的受力要求是要承受100公斤，我是83公斤，理论上说我的体重坐到这个抓杆上，它应该是纹丝不动的。
出于安全考虑，我采用了用上肢向下压的方式来测试，大概是50公斤的力度。能够通过考验的抓杆微乎其微，绝大部分都像图中所示，处于半脱落状态。
这些抓杆为什么会这么差呢？有工艺和工序的原因。现在公共场所的洗手间，大多采用的是空心砖和轻质隔墙，这种材质是不能承受什么重量的。
但很多建筑方会在完成了土建和室内软装之后，在最后一步才考虑无障碍的建设，就错过了加固墙体的机会，工人就只草草地在上面加一些螺丝。
这是我们在青岛调研时看到的永旺梦乐城的一个洗手间，除了抓杆非常规范标准，它还多了一些并不常见的设施。
右边的这个叫护理躺板，很多肢体残疾人长时间坐轮椅或佩戴假肢是非常难受的，如果有护理躺板他们就可以在这里调整一下，或者替换一下假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方便。
左边的这两个设施叫多功能水枪和即热热水器。很多接受过肛肠手术的人会佩戴一个造口袋，我们俗称粪袋。他们在术后一段时间内心会非常纠结和难受，因为身体可能会有异味。
他们去到任何一个公共场所，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洗手间。如果有了这样的水枪和即热热水器，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他们的不适，让他们在融入社会时更加从容。
以前一些城市会在路口安装带有提示音的红绿灯，播报“现在是红灯请勿通行”或“现在是绿灯请尽快通行”，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视障人士。但最近几年这种红绿灯少了很多，因为周围的居民或商户会投诉它扰民。
这类冲突有的已经得到了解决，比如这是北京圆明园的一个入口，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设计了一款双弧相扣的栅栏。这种栅栏有一种特定的弧度，轮椅只需要拐个弯就可以推进去，而自行车因为车身过长则会被卡住。
盲人在手机里安装一个App，他们靠近红绿灯后，就会通过蓝牙触发装置播报当前的红绿灯状态。盲人离开后，这个装置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而且它的音响只会朝着等候的位置发声，不会朝着四面八方发声，最大程度减轻了对周围居民和商户的影响。
去年我在广州开会时，入住了一家品牌酒店，就叫它某豪吧。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前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在做一个调研，你们酒店有没有无障碍设施？
我当时就有点懵，我说任何公共场所，只要你是面向社会开放的，都要建设无障碍设施，这是法规的要求。
就在来演讲的前几天，我又给这家酒店打了一个电话，前台小哥特别爽快地告诉我，先生，我们有无障碍客房，
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正看着他们酒店官网上列出的无障碍设施，我盯着这些种类繁多的设施名字，感觉此刻它就像是一个装点门面的符号，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作用。
如果一个残疾人来到一个公共场所，发现没法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觉得他是会向场地的管理者反馈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会选择退让，甚至再也不去这个场所呢？
今年我们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邀请了一位广州的残障学生，他平时坐城轨往返于澳门和广州两地。但在活动前一天他告诉我说来不了了，因为城轨站的工作人员说他的电动轮椅不安全，不能上城轨。
我就很诧异，我说对方是依据什么标准对你做出这样的限制呢？他说不知道。我说他你还是去坐车，如果他不让你上你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解决。
最后他来参加了活动，是父母请假开车送他来的，到最后他都没有去跟工作人员争取，他不愿意和他们发生争执。
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次调研，去了城轨站，我们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个学生的轮椅不能上车呢？那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说，电动轮椅是可以上车的，只是车头轮椅不能，阻拦他的工作人员可能是觉得他的轮椅电池太大了，不安全。
安全是一个标准，不能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我们遇上问题不能一刀切，说一堆的不能、不可以、不让、不允许。如果我们秉持着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信念，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和大家往常的想象不同，我发现无论是肢体残疾，就是坐轮椅的人，还是视障人士，
我们在一起聊天、开会、喝酒、唱歌、烧烤，都凌晨三四点了还聚到一起，畅想无障碍的未来。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完善的无障碍环境，残障人士可完全像我们一样自由地生活，漫游世界。
赵芳彬是这次活动中的一位小伙伴，她是腓骨肌萎缩症患者，她还有一个身份是B站的up主。她在视频里讲了她是如何离开父母，独自一个人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开启新生活，当然过程很艰难。
腓骨肌萎缩症会导致四肢无力，她是用指关节敲击鼠标、键盘和手机，独立完成拍摄和剪辑的。
她在视频中有一段独白：“自由是我的渴望，我想肆意地去我想去的地方，是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提升才成全了我的自由，让我能看山看海，热烈地去过我想过的生活。”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每一处场所的无障碍建设都要求我们不断地关注和推动。
过去这些年，我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关于无障碍的推文，但反响平平，也没什么人点赞。但这两年多了很多这样的留言，
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无障碍，而不是等到我们要用了，才会感慨一句出个门怎么这么难。
最后我想说，无障碍环境既是为过去而建，也是为未来而建，为我们自己而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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